紧缩性货币政策

定义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按对总产出的影响方向划分出的两个类别之一，另一类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中央银行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以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1][2]

适用条件是该政策所要应对的宏观形势。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时，中央银行通过紧缩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总需求的膨胀势头；反之，当总需求相对经济的生产能力明显偏低时，更适合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3][1]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对照的概念还有中性货币政策，指货币供应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3]

原理

这类政策的作用对象是货币供应量，即全社会的总购买力，具体表现为流通中的现金以及个人、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1] 中央银行并不直接命令企业和居民如何支出，而是通过改变银行体系的资金成本和可用资金规模，间接影响信贷供应程度与市场利率，进而作用于总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均衡。^[4]

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例，其作用可用货币乘数说明。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为满足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资金，其占存款总额的比例即存款准备金率。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货币乘数变小，商业银行体系创造信用、扩大信用规模的能力随之降低，结果是市场银根偏紧、货币供应量减少，投资与社会支出相应缩减。^[5][6]

提高再贴现率的机制与之不同。再贴现率反映商业银行将未到期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的成本，提高该利率会压缩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促使其收缩对客户的贷款和投资并提高贷款利率，最终使市场货币供应量缩减、市场利率上升。^[5][7]

公开市场操作则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改变基础货币。金融市场资金偏多时，中央银行为紧缩银根而卖出有价证券，相应数量的基础货币流回中央银行，引起信用规模收缩和货币供应量减少；这一工具可以经常、连续地进行，操作较为灵活。^[5][8]

发展历程

从政策取向的调整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基调曾多次转换。1997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随着2003年以来信贷、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稳健政策的内涵发生变化，国家开始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7年第二季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改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9][10]

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8年起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从紧，以应对经济过热苗头和物价上涨压力。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的总结，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人民银行通过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先后1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冲了外汇流入投放的大部分流动性，并先后7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8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10][11]

2008年下半年形势逆转。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中国转为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先后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以支持一揽子刺激计划、抵御金融危机冲击。^[11]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次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基调由适度宽松重回稳健。^[12][13]

应用

在实际操作中，紧缩取向通常体现为多种工具的组合使用。中国2010年以来的调控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截至2011年9月末，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升至21.5%，同期M2和M1同比增速分别为13.0%和8.8%，均较上年末明显回落。^[14]

这类政策工具的用法各国并不相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属于数量型工具，可以起到总量控制的效果；利率、汇率属于价格型工具。由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通过乘数作用多倍地收缩或扩张货币供应量，导致市场货币供应量发生较强烈的变化，中央银行一般很少使用这一工具。^[14][5]

除一般性工具外，中央银行还可使用选择性信用管制与直接信用管制。前者对特定对象分别进行专项管理，包括证券交易信用管理、消费信用管理和不动产信用管理；后者是对商业银行信贷活动的直接干预和控制。^[1][7]

在汇率层面，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和减少货币供应量提升本币资产的吸引力，通常会带来本币升值压力，但最终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并非单向的必然结果。^[7]

局限

货币政策从制定到产生效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即时滞。时滞可分为内部时滞与外部时滞：前者指从形势变化需要货币当局行动到实际采取行动的过程，后者指从采取行动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的过程。外部时滞和中间时滞时间较长，且不受货币当局控制，更多由市场本身决定。^[15] 有研究指出，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在一年或一年半以上，因此中央银行在扩大或收紧货币供应时容易做过头，出现刺激过度或紧缩过度。^[16]

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方面存在几项难以回避的限制。其一，在解决供给总量不足和及时调整供给结构的问题上，货币政策时滞过长，效果欠佳；其二，短时间内货币政策难以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国外市场价格可通过传导机制迅速引发国内价格波动；其三，过度紧缩会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更多困难，可能削弱实体经济活力，进而引发经济全面下滑。^[15][16]

数量型工具本身也有边界。在中国存在巨额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条件下，依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收缩货币扩张的效应是有限的，多次上调只是使超额准备金相应减少，很难对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量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且随着准备金率一再创出新高，中央银行利用该工具收紧货币供给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此外，准备金率过高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高其负债成本，有测算认为上调0.5个百分点对商业银行利润的负面影响在1%左右。^[3][17]

价格型工具的运用同样受到外部条件制约。当主要经济体维持低利率时，贸然加息可能引来短期套利资本；在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加息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较小，效果不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直接。^[6][17] 从传导渠道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多依赖信贷渠道，同时面临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多重目标约束，政策往往需要在这些目标之间寻找平衡。^[15]

参见

• 货币政策 —— 本词条所述政策所属的上位概念，按取向可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两类。

• 扩张性货币政策 ——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方向相反的政策类型，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刺激总需求。

•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 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或扩张操作的常用一般性工具之一。

• 公开市场操作 —— 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以调节基础货币和市场流动性的工具。

• 再贴现率 —— 中央银行调控商业银行融资成本、影响信贷规模的政策工具。

• 通货膨胀 —— 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应对的宏观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