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电影

简介

按一种较通行的界定，这类影片表现的是计算机专业人士凭借自身本领、以非标准途径进入计算机化系统，从而达成目标或越过障碍，既包括安全人员测试系统防线的情形，也包括利用系统弱点作案的情形^[4]。它的重要性在于把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焦虑搬上银幕：片中的黑客既可能是入侵者，也可能被写成破坏秩序的罪犯或拯救人类的角色，公众对网络世界的想象因此获得了一个通俗入口^[1][5]。

1983年公映的战争游戏被研究者当作原型黑客片，它也是最早让大规模观众在银幕上看到计算机网络的作品之一，并以青少年黑客为主角，把黑客与青年文化联系起来^[2]。1999年的黑客帝国被看作赛博朋克科幻的代表作，讲述程序员托马斯·安德森以黑客代号“尼奥”发现世界真相并反抗机器的故事，该片于1999年3月31日在美国上映，全球票房超过4.6亿美元，并获得第72届奥斯卡金像奖四项技术类奖项^[3]。

这一题材也已进入学术视野。有专著把德国故事片和电视剧中以黑客为主角的一类作品称为德国黑客类型，认为它与青年反抗传统以及数据保护争论相关^[6]。另有研究把流行作品中黑客原型的变化概括为从社会边缘人到赛博朋克式反叛者，再到道德模糊的受雇者，并在此后重新回到边缘人形象^[7]。

沿革

在计算机入侵尚未成为主流题材之前，20世纪70年代的《对话》(1974)与《总统班底》(1976)已把窃听和政治监控搬上银幕，研究者把它们视为黑客类型的先声，认为这一类型正是从那个年代的影响中萌生^[2][1]。

20世纪80年代是这一类型的形成期。1982年的《电子世界争霸战》把故事放进计算机内部世界，1983年的《战争游戏》让一名爱玩电子游戏的高中生误入军方超级计算机，差点引发核战争^[2]。1984年的纪录片《黑客：电子时代的奇才》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的一次黑客会议上拍摄，采访了包括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内的程序员^[8]。

进入20世纪90年代，此类影片产量明显增加，通天神偷(1992)、《黑客》(1995)、《网络惊魂》(1995)、《约翰尼记忆术》(1995)、《全民公敌》(1998)等相继上映，把入侵、加密与身份盗用等情节推向台前^[2]。1999年的《黑客帝国》进一步把黑客设定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结合，成为该题材中影响最广的作品之一^[3]。

2000年代以后，题材继续向动作片和犯罪片扩散。2007年的《虎胆龙威4.0》把黑客情节引入老牌动作系列，2011年的龙纹身的女孩把黑客技能写成破解陈年悬案的关键^[2]。真实事件也成为素材，2014年公映的纪录片第四公民记录了斯诺登向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文件的过程，并于2015年2月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9][10]。

特点

这类影片大多把故事放在拍摄年代的现实环境中，借此让观众感到威胁就在当下，并反复展示当时最新的计算机与网络设备，甚至走到近乎膜拜的程度，因此也常被归入科幻的边缘^[2]。对当下技术的依赖也带来一种“保质期”：设备一旦过时，原本的紧张感便会减弱，影片有时反而变成对自身的戏仿^[1]。

在类型手法上，黑客电影常借用恐怖片和惊悚片的叙事与视觉手段来制造不安，渲染技术失控的可能性^[1]。片中黑客角色则从早期被动的窃听者和记录者，逐渐变为主动介入事件的人物，活动空间也从狭小封闭的室内转向更广阔的现实世界^[1]。女性角色同样在演变，由最初的目标或不知情的帮手，发展为能够独立行动的人物^[2]。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科幻电影中的黑客形象被概括为“黑客之镜”，其特征是从暗处看明处、从客体位置看主体位置、从虚拟世界看真实世界^[5]。黑客题材的设定并不固定，会随时代关切而调整，例如2000年代以后的作品更常表现道德界限模糊的黑客，而近年的作品又开始关注高度联网带来的心理代价与社会疏离^[7]。有研究还指出，部分作品进一步走向科幻，把人工智能等设定纳入叙事，使人与机器的界限变得模糊^[2]。

参见

• 战争游戏 —— 1983年上映，被研究者视为黑客电影的原型之作。

• 黑客帝国 —— 1999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黑客题材影响最广的作品之一。

• 社交网络 —— 2010年上映，讲述社交网站创业过程中的技术与人际冲突。

• 第四公民 —— 2014年上映的纪录片，记录斯诺登披露美国监控项目的过程。

• 爱德华·斯诺登 —— 棱镜门事件当事人，多部黑客题材影像作品以其经历为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