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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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项:传播学经验学派

经验学派是传播学中以经验性、实证性方法考察传播现象的研究取向,广义上也指以经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在传播学中尤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学派[1]。它主张以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材料检验理论与假设,研究目的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社会观上持多元主义立场,关注焦点是传播效果与受众行为[2][3]。这一取向形成于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的美国,与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构成传播研究的两种主要传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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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定义
  2. 背景
  3. 内容
  4. 影响与争议
  5. 参见

定义

经验学派有广狭两义。广义上,它指主要借助经验性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与以思辨方式研究社会现象的流派相区别;在传播学中,它特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研究取向,既是一个方法论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特定的社会观与传播观[1]。此处所说的经验性方法,是借助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材料,对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作实证考察的方法,出现于 19 世纪后期,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广泛采用[1]。西欧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流派的研究立足于行政当局的立场,因此又称其为行政学派[4]。

这一方法论建立在若干前提之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自身客观性,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加以揭示;人类有能力设计出揭示这种客观性的科学方法;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与假设都能经科学方法得到证明或否定[1]。与此相应,研究程序要求客观且可重复,调查与分析技术的使用不能随意变动,以便其他学者实施验证;研究者的首要目标是搜集可靠的数据与材料;一般性的理论模式或“定理”则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建立起来[1]。

背景

传播学的经验研究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工作。库利、杜威、米德、帕克等人围绕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微观的、实证的、带有改良色彩的研究,并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出版大量著作;有关电影对儿童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即出自这一脉络,为美国的大众传播经验研究打下了基础[5]。

20 世纪上半叶,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在美国逐渐成熟,这些学科倾向于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把社会科学视为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科学,并主张将科学知识与关于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5][1]。与此同时,研究活动较多地得到各类基金会、财团与私人捐助的支持,因而带有较强的实用性与功利倾向[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社会治安、种族冲突以及电视普及所引发的暴力节目、儿童受影响一类问题受到关注,政府先后设立城市骚动咨询、暴力原因与防止、猥亵色情、电视与社会行为科学等多个委员会开展调研[5]。在这一环境下,经验学派无论人员与经费规模还是研究领域的广度都进入繁荣阶段,并于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5][3]。

内容

经验学派是在美国多门社会科学趋于成熟的背景下,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汲取资源而逐渐成形的[5]。它把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与媒介制度当作给定前提,围绕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展开研究,因而形成偏重经验、量化与效果研究的特点[3]。在社会观上,该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由多元利益构成的、可通过协调与平衡维持稳定的社会,认为矛盾可以由此消解,并相信媒介有助于修补现行制度的缺陷[2]。

该学派的奠基者通常指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卢因与霍夫兰 4 人,施拉姆因综合前人成果、推进学科建制化而被称为集大成者[6]。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 5W 模式,把传播过程分解为谁、说什么、通过何种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 5 个环节,并据此划分控制、内容、媒介、受众与效果 5 个研究领域,还归纳出环境监控、社会协调、文化传承 3 项社会功能[6]。拉扎斯菲尔德在 1940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伊里调查中发现,媒介信息往往先到达少数意见领袖,再经由人际传播扩散,据此提出两级传播、意见领袖、既有政治倾向与选择性接触等概念[7][6]。霍夫兰把控制实验引入传播研究,考察影片对士兵士气与态度的作用,提出休眠效应及一系列说服技巧;卢因则提出把关人概念[6]。1949 年施拉姆编成的《大众传播学》出版,被视为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确立的标志[6]。

在效果研究上,经验学派经历了从强效果观到有限效果论的转变。伊里调查显示,经大众传播活动而最终改变投票方向的人不足 10%,由此形成的两级传播论否定了媒介无所不能的枪弹论[7]。1960 年克拉珀出版《大众传播效果》,把大众传播需经由一系列中介因素起作用、其最明显的作用是强化受众既有态度等结论概括为有限效果论[7]。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该学派又提出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知沟、培养分析等理论,重新强调媒介在认知层面和长期的、宏观的效果上的影响[8][9]。

影响与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验学派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其影响扩散到欧洲一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它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的激烈批评,研究视角随之调整[3]。李彬 1995 年在《新闻大学》撰文比较两派,指出以美国为主体的传统学派与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在方法论和方法上差异明显,双方长期处于对立与对话之中[10]。也有学者指出,行政学派的研究为政府、媒介与大工业提供咨询,总体上取向于维护既有秩序[11]。

对经验性方法本身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经验材料能够覆盖的范围有限,人的理性与精神活动常常难以用经验材料说明;问卷调查的科学性只停留在概率层面,控制实验得出的结论也难以说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研究依赖个人或小群体层面的材料,不易考察历史过程与宏观社会结构;研究者各有文化与意识形态背景,标榜纯客观的态度在现实中不易做到[1]。有研究进一步指出,该学派对传播历史过程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控制问题关注不足[5]。

关于传播学史本身的叙述也受到反思。有学者认为,施拉姆确立的“四大奠基人”叙事带有选择标准,芝加哥学派等其他学术脉络中同样重要的研究者因此被排除在传播学史之外,这一叙述窄化了传播研究的范围[12][13]。

参见

  • 批判学派 —— 与经验学派相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传播研究传统,两派的方法论与社会观差异构成本词条的主要背景。

  • 拉斯韦尔 —— 经验学派奠基者之一,提出 5W 模式与传播的社会功能分析。

  • 拉扎斯菲尔德 —— 经验学派奠基者之一,提出两级传播、意见领袖等概念,并区分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

  • 施拉姆 —— 综合前人成果、推动传播学学科化的集大成者。

  • 有限效果论 —— 经验学派效果研究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形成的阶段性结论。

  • 议程设置理论 ——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验学派提出的宏观效果理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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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还不存在。红链不是错误——它标出"这个概念被引用了但还没人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