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

定义

社会资本至今没有形成公认一致的界定，已有的定义大致可以归入微观、中观和宏观 3 个层面^[2]。这些定义的切入点不同，但大多把信任、规范与网络看作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5]。

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主要由确定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构成^[5]；他同时把社会资本视为可供个体使用的资源，并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区别^[6]。科尔曼则从功能角度界定社会资本，认为它不是单一实体，而是由社会结构中的多种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为结构内部的行为者提供行动便利，并且与物质资本一样具有生产性^[1][2]。

帕特南把社会资本放在宏观层面，将其表述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信任、规范与网络等特征，这些特征通过促成协调行动来提升社会运行效率^[3]。他还把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其中形成的互惠与信任规范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3]。

背景

社会资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受到关注，90 年代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热点^[5]。这一提法的源头更早，1916 年汉尼范（I. J. Hanifan）已经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7]。

早期研究者多把社会资本看作与金融资本相对的概念，将社会资本理论视为金融资本理论的延伸与扩展^[3]。布尔迪厄把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区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用以分析社会不平等^[5]。此后，科尔曼、帕特南等人继续深化研究，使这一理论不断丰富^[1]。

该理论以嵌入性关系为核心，为研究制度与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整合视角，也与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扩展相互呼应^[4]。

内容

3 位奠基者的分析层次并不相同：布尔迪厄侧重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科尔曼侧重社会结构的功能，帕特南则在宏观层面把社会资本概括为价值规范^[1][2][8]。

科尔曼列举了社会资本的具体形式，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渠道、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等^[9]。在他看来，信任属于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可以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从而促成合作^[7]。

帕特南与莱昂纳迪、纳内蒂等合作者于 1993 年出版《让民主运转起来》，对意大利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设立的地区政府进行了约 20 年的绩效考察，发现公民参与传统浓厚、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北部地区，政府绩效与经济发展表现更好，而南部的社会资本明显不足^[10][11]。他把以共同活动或共同关切为基础结成志愿团体者所具有的更高社会整合与政治参与称为社会资本，理由是群体的力量超出了个人生产力的简单相加^[12]。1995 年，他又依据意大利研究得出的结论预测美国民主的前景^[10]。

后续研究对社会资本作了类型区分，如同质群体内部的结合型社会资本与异质群体之间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前者有助于处境相近者相互扶持，后者更利于接触外部资源与新信息^[13]。

林南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中，把社会资本置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之中加以模型化，认为它能够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之间起沟通连接作用^[14]。

影响与争议

社会资本理论被用于分析治理、制度与公共政策问题。有研究认为，信任、规范、横向关系网络与公共精神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3]；也有研究从信任、规范与网络 3 种形式出发，讨论社会资本对制度发展的积极作用^[4]。

争议首先集中在概念本身。由于长期没有统一界定，社会资本的外延显得宽泛，学界对其边界仍有分歧^[2]。另有学者指出，科尔曼与帕特南所属的“美国”学派采用累加式与功能主义的资本定义，把参与和信任一并纳入，因而倾向于把社会资本与社会联结视为基本正面的东西^[15]。

实证检验也带来修正。帕特南的意大利研究发表后引发了大量批评和辩论，其社会资本指数依赖投票倾向、公投参与率、报纸阅读率以及体育与文化社团密度等指标；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意大利社会的变化，这些指标的适用性下降，后来有学者对其作了更新与扩充。

理论在不同社会中的适用性同样存在争论。有中国学者在分析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之后认为，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有限^[16]。

参见

• 社会网络 —— 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信任与规范等要素都依托人际关系网络形成并发挥作用。

• 信任 —— 被视为社会资本最关键、最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之一。

• 人力资本 —— 科尔曼从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入手，使这一概念进入主流社会学研究。

• 林南 —— 将社会资本研究扩展到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互动的层面。

• 让民主运转起来 —— 帕特南 1993 年的著作，系统论证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