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失调理论

定义

认知失调理论是关于人的态度变化过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于1957年的著作《认知失调理论》中系统提出^[1]。其中的"认知"指一个人关于自身行为、态度以及所处环境的各类知识单元^[2]。费斯廷格把"矛盾"与"无矛盾"转换为"失调"与"协调"，认为两个认知单元彼此由对方的反面推出时，二者便处于失调关系，既不协调也不冲突的则属于不相关^[2]。

该理论假定失调是一种类似饥渴的厌恶状态，会形成减少失调的动机；失调量的大小与不一致认知的数量和重要性成正比，与一致认知的数量和重要性成反比^[2]。减少失调的常见途径包括改变行为、改变某一认知、降低不协调认知的重要性，以及增加新的协调认知。由于行为往往难以撤回，理论预测改变通常发生在态度一侧^[2]。

原理

理论把失调强度写成与两类认知的对比关系：$失调量 \propto \frac{\text{不协调认知的数量} \times \text{重要性}}{\text{协调认知的数量} \times \text{重要性}}$。当失调的驱力产生后，人倾向于改变最不易抗拒的那一方认知，而已经做出决定或公开承诺的部分往往抗拒改变，于是态度取代行为成为被调整的对象^[3]。

费斯廷格区分了决策后失调、强制服从失调、接触新信息造成的失调和社会支持体系造成的失调四类情境^[1]。其中强制服从情境下的典型机制是：当一个人没有充分的外部理由为与态度相反的行为辩解时，他会转而通过改变态度来完成内部辩解，这就是"不充分合理化"效应^[4]。

flowchart LR

A["感知到两种认知不一致"] --> B["产生厌恶性的紧张与唤醒"]

B --> C["形成减少失调的动机"]

C --> D["改变行为"]

C --> E["改变某一认知"]

C --> F["增加新的协调认知"]

C --> G["降低不协调认知的重要性"]

D --> H["恢复心理协调"]

E --> H

F --> H

G --> H

发展历程

理论的建构起点是对一个宗教团体的观察。费斯廷格与同伴进入一群相信大洪水将至、届时会有飞船前来救援的信徒中，当预言日期过去而灾祸并未发生、信仰被无法否认的证据否证之后，一些曾辞去工作、变卖家产的信徒反而更坚定地传播其信念，费斯廷格由此推断人们会以强化信念来弥合信仰与现实之间的落差。1957年，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一书中把这一思路整理为完整体系^[1]。

验证性实验随即展开。1956年，费斯廷格的学生布雷姆让被试先给烤箱、收音机等物品的吸引力排序，再在其中两件之间自由选择一件带走，随后重新排序；结果显示，所选物品的评价上升、落选物品的评价下降，两个选项之间的评价差距被拉大，这一现象被称为决策后失调或"购买者懊悔"。1959年，费斯廷格与卡尔史密斯发表了著名的"强制服从"实验：被试先做一小时枯燥的绕线或插钉工作，再被要求告诉门外等候的下一位参与者这项工作很有趣；得到1美元报酬的被试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工作有趣，因为高报酬已足以为撒谎提供理由，低报酬却迫使被试改变自己对工作的真实评价。

20世纪60至80年代，理论在争议中不断被修正。自我知觉理论提出，人们并不经历厌恶性的紧张，只是像旁观者一样从自身行为和情境推断态度，不必然需要假设"失调"这一动机状态^[4]。随后的研究通过生理指标回应了这一质疑：研究者让被试服药并告知药物会带来紧张或放松，结果当被试能把唤醒归因于药物时，通常的失调效应几乎消失^[5]；另有研究发现，态度与行为差距较小时更可能出现自我知觉过程，差距较大时才更可能产生失调过程^[2]。

对理论内涵的另一次重要调整是把自我概念引入解释。阿伦森认为真正引发失调的并非任意两种认知的不一致，而是行为与个人对自身的期待之间的落差，例如"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与"我误导了别人"之间的冲突^[2]。斯蒂尔则提出自我肯定视角，认为减少失调的作用在于恢复整个自我系统的完整感^[2]。更晚的整合观点认为，失调来自行为结果与人们用以衡量该行为的标准之间的差距，标准既可能是个人化的，也可能是文化中共享的规范^[2]。

应用

健康行为干预是该理论应用较广的领域。研究者让性活跃的大学生撰写或录制提倡使用避孕套的讲稿，并让他们回顾自己过去未采取保护措施的场合，即制造"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感；在随后提供购买机会时，这类被试购买避孕套的比例明显更高^[6]。类似思路也用于节水：在被询问洗澡用水量并作出公开的节水承诺后，被试的洗澡时间显著缩短。

在消费与决策领域，理论用来说明决策后的态度强化：做出选择后，人会放大所选对象的优点、贬低放弃的对象，从而证明决定正确，营销与谈判中也会利用与对方原有认知相冲突的信息来引导判断^[1]。教育领域则借助呈现与原有观念冲突的新信息来创设失调情境，引导学生通过调整认知或行为达到新的协调^[1]。

努力正当化是另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应用方向。为达到某个目标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后，人们倾向于认为该目标更有价值，以缓解"付出并不值得"带来的失调；一项对减肥者的研究中，完成高认知努力任务但该任务实际无助于减肥的被试平均减重约 8 磅，而完成低努力任务的被试体重没有变化。

局限

理论从提出起就面临对核心机制的解释性挑战。自我知觉理论认为，同样的实验结果无需假设厌恶性的内部紧张即可解释，人只是从自己的行为和发生情境中推断态度^[4]。围绕两种解释的争论持续了20余年，早期批评的焦点并不在理论细节，而在于其基本合理性^[2]。

失调本身的界定与测量也受到质疑。主观体验的"失调"难以直接量化或观察，早期研究较多依赖自我报告的态度改变，容易受需求特征和社会赞许倾向影响，而人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条件下稳定地产生失调与减少失调，仍有持续争论^[4]。

实验结论向现实情境的推广同样存在边界。实验室研究高度控制变量，未必能涵盖日常决策与态度形成的复杂性^[4]。跨文化研究还提示，追求认知一致的驱力可能受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文化价值的调节，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只有当被要求考虑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偏好时，人们才更可能通过改变态度来减少失调。此外，经典的自由选择范式在方法上也曾受到批评，有研究者认为"排序—选择—再排序"的设计难以排除其他解释，该问题至今仍在研究中^[7]。

参见

• 利昂·费斯廷格 —— 认知失调理论的提出者，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 态度改变 —— 认知失调理论主要解释的社会心理过程。

• 自我知觉理论 —— 对失调现象提出替代解释的理论。

• 认知一致性理论 —— 认知失调理论所属的理论类别。

• 自我肯定理论 —— 从自我系统角度修正失调解释的理论。

• 决策后失调 —— 理论中最典型的应用情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