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在经济模型中采用贴近心理现实的人类判断假设,并对照可观察到的选择加以检验,以解释人们为何会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测[1]。这一学科兴起于 20 世纪下半叶,前景理论是其奠基性成果,丹尼尔·卡尼曼与理查德·塞勒等学者因相关研究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方法与结论已被用于金融、公共政策、企业管理和健康卫生等领域[2]。
定义
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学科,其基本做法是为经济模型引入贴近心理现实的人类判断假设,并用观察到的选择来检验这些假设[1]。它不再把行为人设定为计算能力无限、偏好始终一致、自控能力完美的角色,而是采纳实验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描述[1]。在工具层面,它保有效用函数和均衡分析等经济学的形式化装置,同时把真实决策偏离基准模型的各种规律参数化[1]。
该学科建立在对理性人假设的修正之上,常被概括为心理学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产物[3]。它关注三类偏离: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即认知局限会约束人的判断与选择,人们有时会作出违背自身长远利益的决定,同时也常表现出利他的一面。另一种归纳把相关偏差分为非标准偏好、非标准信念与非标准决策三类[2]。
背景
行为经济学回应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个体行为上的不足。自 19 世纪末起,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主导微观经济学,它假定个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能够依据完备信息进行推断和决策。在风险与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问题上,冯·诺依曼与摩根斯坦于 1944 年将期望效用理论公理化,该理论此后长期充当衡量个体决策是否理性的基准[4]。
偏离基准的证据很早便已出现。莫里斯·阿莱在 1951 年指出,人们的实际行为在若干情形下会系统地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4]。20 世纪 50 年代,赫伯特·西蒙研究认知受限的后果,提出有限理性,认为决策者通常只求找到足以应付紧迫问题的可行方案,而非求解终身期望效用的最大值[4]。这一思路构成了后来行为经济学的重要源头[4]。
现实中很难找到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人,由理性人假设推出的政策主张因此常常难以落地[5]。行为经济学主张把研究对象重新对准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具体个人,考察其行为特征[5]。从政策实践看,仅仅依靠立法和告知这类传统手段往往不足以促成行为改变,这也为行为经济学的介入留出了空间。
内容
该领域最重要的形式化成果是前景理论,由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于 1979 年提出[4]。它包含四个要点:人们的效用来自相对某一参照点的得与失,而非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对损失的敏感程度高于同等幅度的收益;对得失的敏感程度随幅度增大而递减;并以主观变换后的决策权重替代客观概率,从而高估小概率、低估中高概率[4]。其价值可表示为 $V=\sum_i \pi(p_i)v(x_i)$,其中 $v(\cdot)$ 是相对参照点的价值函数,$\pi(\cdot)$ 是决策权重[4]。
理查德·塞勒是最早把前景理论用于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4]。他提出禀赋效应,即同一件物品一旦成为个人已有之物,其被赋予的价值往往高于尚未拥有之时[4]。1985 年,他又在论文中提出心理账户概念,指人们在心理上对经济结果进行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得失被放进不同账户分别核算[6]。
跨期选择是另一条研究主线。指数贴现意味着人的计划前后一致,但实验数据更符合双曲或准双曲贴现:为较远的将来作安排时人显得较有远见,而当成本或收益迫在眉睫时则更为短视,由此也产生了对承诺机制的需求[7]。社会偏好研究借助最后通牒、独裁者和公共品博弈等实验,记录了互惠、不平等厌恶和条件合作等行为,说明公平考量会影响工资设定与合约执行[7]。
在判断层面,行为经济学关注启发式及其偏差:可得性使人高估易于想起的结果,锚定使数值估计被任意起点牵制,代表性会造成对基础比率的忽视,框定效应则显示逻辑上等价的表述可以颠倒偏好[1]。助推是这些洞见在政策上的常见应用,塞勒与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主张的自由家长主义认为,机构可以设计选择,把人们引向对自身有利的结果,同时保留选择自由。
影响与争议
行为经济学已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定。2002 年,丹尼尔·卡尼曼与实验经济学的弗农·史密斯共同获奖,这是该奖首次颁给心理学家[8]。2017 年,理查德·塞勒因研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与自我控制的作用而获奖。2019 年,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与迈克尔·克雷默因用实验方法研究减轻全球贫困而获奖,其工作在解释参与者决策时借鉴了行为经济学的成果。
在政策层面,行为经济学的应用自 2010 年前后明显扩大。英国政府于 2010 年设立行为洞察团队,把行为科学用于提升公共政策与服务水平,该团队也被称为助推小组。此后美国于 2015 年成立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并要求联邦机构在项目中运用行为科学的研究结论。据 2018 年的报道,欧美高校已把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入经济学专业课程[5]。
自由家长主义始终伴随争议。有哲学家质疑助推在伦理上是否站得住脚,部分行为经济学家怀疑行为干预未必一定走向家长主义,公众则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影响表达过担忧。对研究方法的批评同样存在,有学者认为实验室数据本身有缺陷,怀疑其能否反映总体特征[5]。复旦大学学者钱军也指出,并非所有重大经济政策都适合用随机实验检验,规模不大的实验所获结论未必能在条件差异较大的地区推广[9]。
与此同时,该领域的实证基础也经受着检验。一项在 19 个国家、13 种语言中重做 1979 年原始研究的调查显示,在直接检验理论核心对比的题目上约有 90% 得到重复;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支持把前景理论继续视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可行框架[10]。
参见
参考资料
- Behavioral economics | IEEE Technology Navigator . ieee.org [引用日期2026-09-29]
- 行为经济学让经济学大厦更稳固 . cssn.cn [引用日期2026-09-29]
- 行为经济学 . baidu.com [引用日期2026-09-29]
- KUNGL . nobelprize.org [引用日期2026-09-29]
- 姚宇:让经济学研究“回到现实中去” . cass.cn [引用日期2026-09-29]
- 他用行为经济学概念解释经济问题 . sina.com.cn [引用日期2026-09-29]
- behavioral-economics . sciencedirect.com [引用日期2026-09-29]
- 5 Behavioral Economics . degruyterbrill.com [引用日期2026-09-29]
- 钱军: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减贫”,中国经验值得关注 . fudan.edu.cn [引用日期2026-09-29]
- eurekalert.org 上的网页 . eurekalert.org [引用日期202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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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6-09-29T10:28:2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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