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效应

定义

群体效应指群体对其成员产生的心理影响，涵盖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两类。积极方面如和谐的人际关系、较强的群体意识与凝聚力，可使成员减少孤独感与恐惧感，获得心理安全感，并产生对群体的忠诚感、义务感、荣誉感和归属感；消极方面则表现为群体对成员的压抑，当某成员与多数成员意见不一致时，容易感到心理压力、紧张、丧失自信心乃至离群感。^[1]

在更细的分类中，群体效应通常包括社会助长与社会抑制、社会惰化、社会标准化倾向、从众与服从以及去个体化等现象。社会助长指他人在场促进个人活动效率，社会抑制则造成效率下降；社会惰化指多人共同工作时个人积极性降低；社会标准化倾向指成员行为受群体规范影响而趋于一致；从众是个人在群体压力下改变行为以符合多数；去个体化指个人在群体中丧失对自身行为的责任感、自我控制减弱。^[2]

“社会助长”在部分文献中亦称“社会促进”“群体效应”，指个体完成某种活动时因他人在场而提高绩效的现象，他人在场的形式包括实际在场、想像在场和隐含在场。^[3]

原理

关于他人在场为何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绩效，较有影响的解释是优势反应强化说。该学说认为，他人在场会提高个体的动机水平，而动机水平升高会强化“优势反应”，也就是个体最熟练、最容易做出的反应。若正确反应恰好是优势反应，结果表现为社会助长；若错误反应成为优势反应，结果便表现为社会抑制。^[3]

实验证据与这一解释一致。有研究显示，有人在场时被试学习简易词表的效果优于独自学习，而学习高难度词表时独自学习效果更好，说明他人在场会促进熟练工作的成绩、干扰非熟练工作的成绩。后续研究进一步提出，个体可能通过竞争动机和认知到他人正在评价自己而获得社会促进效果，其中对他人评价的认知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因素。^[3]

社会惰化的形成则多被归因于责任分散。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努力会淹没在人群中、成绩无法被单独识别时，对自身行为的责任感随之降低，努力程度因而下降。拉塔纳认为，社会促进情境中个体是他人影响的唯一目标，在场的他人越多社会影响越大；而社会惰化发生在成员共同完成他人指定任务的场合，外来影响分散到每个成员身上，群体规模越大，个体感受到的压力越小。^[4]

发展历程

社会助长现象的早期研究可追溯到 1897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通过文献研究发现，自行车比赛中多人同时骑行的成绩优于单独计时，随后设计儿童绕线圈活动进行实验，该实验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第一个实验。1898 年前后的研究表明，有同伴在场时儿童绕线的速度明显更快。^[5]

1916 年至 1919 年，奥尔波特对这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发现他人在场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个体活动效率，取决于活动性质：对简单、机械的体力活动，他人在场提高效率，称为社会促进；对复杂的脑力活动或尚未熟练掌握的活动，他人在场降低效率，称为社会抑制或社会干扰。^[3]

1965 年，扎荣茨从行为主义立场提出优势反应强化学说，对社会促进与社会抑制给出了较为全面的统一解释。他通过蟑螂实验验证该假说：在简单迷宫中，有“观众蟑螂”围观时主角蟑螂跑得更快；在复杂迷宫中，有围观者时表现反而变差。^[5]

与社会助长并行的是社会惰化研究。19 世纪末，法国农业工程师林格曼开展拔河实验，先测量每人单独拉绳的最大拉力，再组成 2 人、3 人、8 人队伍共同拉绳，结果 2 人组人均出力约为单人的 93%，3 人组降至约 85%，8 人组人均仅约 49%。1974 年，英厄姆等人通过蒙眼拔河实验发现，被试只要以为身后有队友在拉绳，出力就会下降，说明社会惰化主要源于动机问题。1979 年，拉塔内等人用鼓掌实验进一步验证：一人鼓掌计为 100% 时，6 人齐鼓掌的总音量不到单人的 3 倍。^[5]

在群体规范方面，谢里夫于 1935 年利用游动效应开展实验：被试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里观察一个固定光点，需估计其“移动”距离。单独估计时个体差异很大，若由 2 至 3 人一组共同观察并相互报告，估计差异会逐渐缩小并趋于一致，形成群体共有的参照标准；此后即使再次单独作答，被试仍倾向于保留在群体中形成的标准。^[6]

1951 年至 1956 年，阿希设计线段判断实验研究从众现象。实验中 7 名被试里仅有 1 名为真被试，其余为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的助手。结果显示，在明确正确答案的情况下，约有 33% 的判断出现从众，76% 的人至少从众一次，而正常情况下判断错误的概率不到 1%；只要 3 人意见一致，从众现象就会发生并达到约 35% 的概率。^[7]

应用

在组织与团队管理中，群体效应被用来解释工作成果的差异。群体共同工作时可能得到 1+1>2 的效果，也可能出现 1+1<2 的情况，这与成员的行为方式直接相关。减少社会惰化的途径包括：让每个人的努力和成果易于区分，提高成员对任务完成的责任心，提高任务的重要性与价值，以及让个体看到其贡献具有不可替代性；此外，控制群体规模、增加任务挑战性、提升群体内聚力也被认为有效。^[8]

研究发现，社会惰化并非在任何群体中都会出现。当成员之间交往密切、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和号召性，奖励以群体整体成功为目标，群体强调协作精神，或者个体充分信任其他成员也会同样努力时，社会惰化倾向相对较弱。^[4]

在信息传播与公共舆论领域，群体效应也有体现。有研究通过让网友对评论投赞成或反对票发现，在看到人为投出的第一张赞成票后，下一位访客投赞成票的可能性增加了 32%，且这种影响会随时间持续。这说明在信息不足或难以判断时，个体倾向于参照他人的选择来形成自己的态度。^[9]

在感知与判断层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采用双人交互训练范式发现，观察他人的选择可以导致显著的知觉改变，使个体的视觉分类边界向他人的判断标准偏移，且这种改变可稳定持续长达 6 周；计算建模显示，社会性反馈不仅改变了判断标准，还直接作用于个体对感觉信息的提取过程。当个体对自己的决策缺乏信心时，更容易采纳同伴意见。^[10]

局限

群体效应中的“群体智慧”并不稳定。有实验研究（样本量为 144 人）显示，即便只是轻微的社会影响，也会在简单估计任务中削弱群体智慧效应。实验中，被试在得知他人答案的平均值或全部信息后可以修正自己的回答，结果意见的多样性明显收窄：一方面社会影响降低了群体意见的多样性却未改善集体误差，另一方面真实值被推向估计范围的外围，使群体对外部观察者的参考价值下降，同时个体在答案趋同后信心反而上升，尽管准确性并未提高。^[11]

社会抑制与社会惰化容易被混为一谈，但两者并不相同。社会抑制关注他人在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时各人完成的是自己的工作；社会惰化则发生在成员为共同目标合作而个人成绩无法单独计算的情形。区分二者的前提是能否明确个人责任。^[12]

群体情境还可能削弱个体的自我约束。群体既能引发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身份模糊化，当高唤醒与责任扩散同时出现时，常规约束可能减弱，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忘却个人身份而顺从群体规范，即去个体化。群体规模较大或身份具有匿名性时，这种倾向更明显。^[13]

此外，早期社会心理学研究在方法上存在局限。相关研究多以学生为被试，早期研究的方法学要求与证据标准相对较低，部分经典实验在后续重复检验中未能获得稳定结果，因此对群体效应结论的推广需要保持谨慎。^[14]

参见

• 从众效应 —— 个体在群体压力下改变自身判断与行为、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

• 社会惰化 —— 多人共同完成同一任务时，个人努力程度低于单独工作时的倾向。

• 社会助长 —— 他人在场提高个体活动效率的现象，与群体效应中的积极面直接相关。

• 去个体化 —— 个体在群体中丧失自我感与责任感、自我控制减弱的状态。

• 阿希实验 —— 研究群体压力下从众行为的经典线段判断实验。

• 群体智慧 —— 群体平均判断可能优于个体判断的观点，也会受到社会影响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