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语言学

定义

类型语言学以跨语言的结构比较为基础,按某些结构特征对语言进行分类,并考察某一特征存在于哪些语言之中,目的是建立人类语言的类型体系^[1]。这种比较不受语言之间有无亲属关系的约束,也不以地理上的邻近为条件,任何两种语言都可以拿来作结构特征的对比^[1]。从缺少屈折形态变化这一点看,英语在类型上更接近现代汉语,而与拉丁语相距较远^[1]。

在严格的表述中,类型学研究的是语言变异的范围及其限制,关注的是哪些特征普遍出现、哪些特征倾向于一同出现^[3]。这类限制通常写成$P \rightarrow Q$的蕴含式,即一种语言具有某一特征时必然具有另一特征^[3]。由此得到的语言共性并不是表面上一目了然的共同点,而是隐藏在结构之间的相关性^[3]。语音、音系、词法、句法、语义和词汇等层面都可以成为建立类型的角度^[1]。

背景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人们注意到分属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的语言之间往往存在相似的结构特征,同时发现仅按亲属关系作谱系分类不足以概括这些相似,还需要按语法特征给语言分类^[4]。

1808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冯·施列格尔在《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中提出,以语法手段为标准,把世界语言归为屈折型与附加型两类^[4]。此后威廉·冯·洪堡特与施莱赫尔等人加以完善,形成了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以及编插语的经典四分法^[4]。

这套形态分类存在明显不足:各类型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同一类型内部的差别也很大,而且一种语言往往兼具几种类型的特征,英语就同时带有孤立、黏着和屈折的痕迹^[1]。萨丕尔因此主张,对语言作明确划分是不可能的,分类只能依据主要特征作大致归纳^[4]。

内容

现代类型学的起点一般定在1963年,美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发表《某些主要与语序有关的语法共性》,归纳出45条语言共性,并把研究重心从形态分类转向以语序为中心的跨语言考察^[2]。

语序是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格林伯格提出的共性包括:在有名词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中,优势语序几乎总是主语位于宾语之前;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语通常出现在名词之后,使用后置词的语言中则通常出现在名词之前^[5]。据世界语言结构地图的统计,在有确定基本语序的语言中,主语-宾语-动词型有564种,主语-动词-宾语型有488种,动词-主语-宾语型有95种,另有189种语言没有唯一的优势语序^[6]。

类型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蕴含共性,即语言具有某一特征时必然具有另一特征,反向推演则未必成立^[3]。当多条蕴含共性首尾相接、形成链式传递关系时,便构成类型学等级序列;霍金斯据此提出前置词语言中名词修饰语的优先序列,关系小句、领属语、形容词、指示词、数词由左至右优先性递减^[3]。

当代研究多依托大规模跨语言数据库。由德里尔与哈斯佩尔马特主编的世界语言结构地图收录了世界众多语言的多项结构特征,并配以分布地图^[7]。这类数据库使共性的检验能够在数百种语言上同时展开^[8]。

影响与争议

格林伯格的共性清单引发大量后续研究,莱曼、文内曼、霍金斯和德里尔等人尝试把分散的蕴含共性归并成更为一般的规则^[9]。德里尔提出的分支方向理论认为,只有能够递归的短语范畴才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相关,形容词、指示词、数词等非短语成分的位置不一定随之变化^[9]。

这些共性也受到检验与修正。有研究者重新分析格林伯格所用的30种语言样本,认为其中部分共性的有效性无从判断,一条被判定为不成立,同时在同一批材料中另行发现了58条新的共性^[10]。

另一类争议涉及跨语言比较的可比性。如果每种语言都有自成一体的范畴体系,直接对比不同语言的范畴就存在风险,因此不少类型学家主张以独立于具体语言的比较概念作为比较基准^[11]。

类型学的标记理论与蕴含共性也被引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为描述和解释习得过程中的各类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12]。

参见

• 语言共性 —— 类型学通过跨语言比较所要揭示的、语言普遍具有的结构特征。

• 蕴含共性 —— 刻画语言特征之间条件关系的共性形式,是类型学分析的主要工具。

• 历史比较语言学 —— 依据亲属关系追溯语言历史渊源的分支,与类型比较在目标和方法上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