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转嫁

定义

税负转嫁指纳税人借助各种途径，将应缴税金全部或部分地转移给他人负担，从而造成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的经济现象，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都属于典型情形^[1]。这里的纳税人指法律上负有缴税义务的主体，负税人指经济上最终承受该笔税款的主体，两者分离正是转嫁发生的标志。

税收负担经过一系列转移后最终落到某个人或某类主体身上的位置，称为税负归宿；税收转移过程结束之时，税负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着点^[3]。西方财政学通常把税收分配的影响划为三个阶段：税负冲击，即税收的征收点或最初纳税人；税负转嫁；税负归宿^[4]。广义的税负转嫁包含转移与最终归宿两部分，狭义则仅指纳税人把负担转移给负税人的过程^[4]。

判断是否存在税负转嫁，一般看3个要点：税负变化是否引起商品价格变化；是否为纳税人主动采取的行为；负担是否由纳税人转到了不同于自己的负税人身上^[2]。

原理

税负转嫁的实现方式以调整价格为主，即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或压低购进价格把税负推给交易对手^[5]。常见形式有4种。前转又称顺转，是纳税人提高商品或劳务售价，将税款向前转移给购买者或最终消费者，这是最典型、最普遍的形式^[1]。后转又称逆转，是纳税人压低生产要素进价，将税款转嫁给生产要素的销售者或生产者，通常发生在前转无法实现时，即市场供求条件不允许其提高价格^[3]。

消转又称税收转化，指纳税人的税款既不向前也不向后转移，而是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等方式自行消化，使纳税后的利润水平不低于纳税前，因而不存在特定的负税人，属于一种特殊形式^[4]。税收资本化又称资本还原，指生产要素购买者把该要素未来应纳的税款从购入价格中预先扣除，从而向后转嫁给出售者，多发生在资本品交易中；与逐笔转嫁不同，它是一次性转移未来累计应纳税款^[1]。此外，企业也可以将一部分税负前转、其余部分后转，这种情形称为混转^[6]。

转嫁程度主要取决于2个因素：税收形式与商品供求弹性^[4]。就税种而言，课于商品和劳务的间接税较易转嫁，课于纯收益或个人收入的直接税则不易转嫁^[4]。就弹性而言，供给弹性较大、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较易把税负转嫁出去：需求弹性与向前转嫁的程度成反比，与向后转嫁的程度成正比；供给弹性与向前转嫁的程度成正比，与向后转嫁的程度成反比^[1]。

在局部均衡分析中，政府对生产者课征从量税会使供给曲线上移税额对应的距离，新的均衡价格上升，但上升幅度小于税额，差额部分由生产者自行承担^[7]。同一模型显示，对生产者征税与对消费者征税对市场均衡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因此税收更确切地说课征于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行为，而非单方面课于某一方^[7]。

flowchart LR

A[政府征税] --> B[纳税人缴纳税款]

B --> C{选择转嫁方式}

C -->|提高售价| D[前转：购买者或消费者承担]

C -->|压低进价| E[后转：供应者或要素所有者承担]

C -->|改善经营自行消化| F[消转：无特定负税人]

C -->|购入价中预先扣除| G[税收资本化：出售者承担]

D --> H[税负归宿]

E --> H

发展历程

税负转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价格运动就会伴随产生税负转移问题^[8]。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起步较早，在财政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认为集大成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里格曼于20世纪初所著《租税转嫁与归宿》一书^[8]。塞里格曼提出，在经济交易中税负由纳税人移于他人谓之转嫁，转移之后终归于某一个人谓之归宿。

日本财政学家小川乡太郎在《租税总论》中把转嫁表述为税负因私人经济流通由纳税者移转予他人的过程^[5]。中国财政学界对税负转嫁与归宿问题的集中探讨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围绕概念界定、转嫁条件与形式等问题展开，当时仍存在较多分歧^[5]。1991年的相关研究已把转嫁形式归纳为前转、后转与散转3种情形^[2]。

此后国内研究逐步转向定量分析。1993年有研究以局部均衡模型和啤酒供求曲线为例，测算对生产者课征10%税额时价格上升5分、生产者实际所得降为0.95元，据此认为一半税负转给了消费者^[7]。2014年有文献尝试构建税负转嫁的计算模型，指出中国学术界在该领域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整研究体系^[9]。2020年有研究在混转假设下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增值税税负归宿，认为增值税税负可部分转嫁给要素所有者、部分转嫁给商品消费者，同时影响要素市场供应与商品市场需求^[10]。

在税制结构讨论中，转嫁能力成为划分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标准：间接税的纳税义务人不是实际负担人，可以用提高价格的方式把负担转给别人，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属于此类；直接税的纳税义务人即实际负担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属于此类^[11]。

应用

税负转嫁是设计税收制度和制定税收政策的重要考量，因为政策效果取决于税负最终由谁承担，而非法律上由谁缴纳^[10]。在间接税占比较高的税制中，税负嵌入商品与劳务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后不易被察觉，因此调整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重会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负担^[11]。

对增值税等流转税实施减税时，各环节企业可在竞争中酌情降价以扩大市场份额，这部分让出的利益实质上是国家减让的税金，最终由消费者获得^[12]。市场结构同样影响转嫁结果：市场竞争自由度越低、垄断程度越高，纳税主体的转嫁能力越强，完全垄断条件下厂商可以随时改变价格把税负推给消费者^[13]。转嫁问题也关系到价格体制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而归宿问题则牵连社会分配^[7]。

局限

转嫁并非必然发生。理论分析指出，若税负高低与纳税人利益不相关，或纳税人虽关心负担却无权决定价格调整，转嫁就无法产生，因此它必须以纳税人主动行为和自由的价格体制为前提^[2]。同时，转嫁与价格变化直接相关，只有课税引起价格变动才构成转嫁^[2]。

转嫁幅度也不能任意确定。在局部均衡模型中，课税后价格上升幅度通常小于税额，供给方要自行承担一部分，负担比例取决于供求双方弹性大小^[7]。当商品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时，需求方承担的比例小于供给方；反之则需求方承担的比例大于供给方^[1]。

测算本身存在方法上的限制。总体均衡下的税负转嫁需要考虑全部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极为复杂，很难量化；局部均衡分析则建立在其他行业价格与工资相对不变等假设之上^[7]。中国学术界在此领域的起步较晚，研究力度与成果相对落后，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因此具体税种的实际转嫁程度往往难以精确测量^[9]。

参见

• 税负归宿 —— 税负经转嫁后最终落定的位置，是本词条所描述过程的终点。

• 间接税 —— 纳税义务人可通过提高价格转嫁负担、纳税人并非实际负担人的税种。

• 直接税 —— 纳税义务人即实际负担人的税种，通常不易发生转嫁。

• 增值税 —— 税负可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以混转方式转移的流转税。

• 税收负担 —— 纳税人因国家征税而承受的经济负担，是转嫁所指向的对象。

• 供求弹性 —— 决定税负向前或向后转嫁程度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