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

定义

按其基本规定，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理，万物各自所有的理并非另外一个理，而是此一理的完整体现；理一指统一性，分殊指多样性 ^[1][2]。

从伦理学看，该命题说明基本道德原则在不同对象上落实为有差等的具体规范，所处理的是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1]；从本体论看，它说明宇宙本体太极与万物之性的同一关系，即合而言之万物同具一太极，分而言之每一事物又各具一太极 ^[6][2]。

命题中的分不是分割之义，而是禀受、分有之义，因此水中之月与天上之月并无差别，理一在分殊之中并不因此减损 ^[7]。也有研究把它视为中国哲学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认为它由多方面因素构成，在长期实践中趋于稳定，是主体把握客体的理性体认方式 ^[8]。

背景

命题的直接起因是北宋儒学内部关于《西铭》的争论。张载在《西铭》中主张民胞物与，把天地看作万物共同的父母；其门下弟子杨时读后担心此文只讲体而不讲用，可能流入墨家的兼爱之说，于是写信向程颐请教 ^[4][2][9]。

程颐在回信中说明，《西铭》讲的是理一而分殊，墨家则是二本而无分，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4][2]。这一辨析把统一的仁爱与有差等的施爱贯通起来，既回应了兼爱之惑，也为儒家人伦秩序提供形而上依据 ^[3][10]。

在命题正式提出之前，周敦颐曾以一实万分说明太极与万物的关系，佛教华严宗与禅宗也有一即一切、水月互摄之类的说法，学界一般认为这些思想构成了该命题的先导 ^[11][2]。

内容

依照程颐最初的意思，理一分殊说的主要是道德原则在现实中展开为各不相同的具体规范，属于伦理学的范畴；进一步看，它处理的是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1]。他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理一，以各人亲其亲、子其子为分殊 ^[2]。

这一命题经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传承而日渐丰富 ^[1]。李侗尤其看重分殊，认为儒学区别于异端之处正在于理一而分殊，理之统一并不足虑，困难恰恰在于分殊 ^[6][2]。

朱熹扩大了命题的适用范围，既用它说明一理与万物的关系，也用它说明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还用它说明太极与万物之性的关系 ^[1]。在他看来，《西铭》通篇是理一分殊，每一句也各是一个理一分殊 ^[2]。

命题在工夫论上有两方面作用：一统而万殊，使天下一家的情怀不至于流为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使亲疏贵贱的差别不至于沦为为我之私 ^[5][9]。由此，理的形上本体地位得到确立，对本体之理的体认也有了着手之处，也就是格物穷理 ^[5]。

朱熹论理时更偏重分殊一面。他以索子与散钱为喻，认为圣人多说分殊，只有就事事物物上体认其当然，才能明白理本一贯，并据此批评佛教只讲理一而不讲分殊 ^[6][12]。同时，他又借月映万川说明理一在万物中完满具足而不被分割 ^[7]。

影响与争议

命题在后世不断被修正。明代罗钦顺从理气不二的观点出发，主张人物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理一即存在于分殊之中，唯有察见分殊才能看到理一 ^[2]。

关于命题的佛教渊源存在争论。许伟在《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一文中依据《朱子语类》中的两处水月之喻，质疑理一分殊源自佛教的通行看法，并主张以《延平答问》为中心重述其形成过程 ^[13][7]。有学者撰文回应，认为朱熹区分了与一理相同的性理和彼此不同的分理，许文未厘清这一层次之别，故其质疑难以成立 ^[7]。

对朱熹理一分殊的解读也出现过范式差异。相关研究指出，两种传统解释分别带有西方哲学与苏联唯物辩证法的色彩，都从《朱子语类》出发并套用各自的框架 ^[13]。

1983 年，马序在《社会科学战线》第 2 期发表文章，指出当时几种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把理一分殊等同于华严宗的一多相摄和禅宗的月印万川，斥之为相对主义诡辩论或自相矛盾之说，他认为这些判断并不恰当 ^[14][15]。

该命题在当代新儒学讨论中仍具重要地位，刘述先曾对它作出现代阐释，并将其由宇宙本体论引向系统哲学 ^[3][16]。也有研究者强调，分殊所标示的差异具有普遍而彻底的性质，不能在任何层面上被还原为单一无别的同一 ^[17]。

在南平举行的朱子学与全球文明对话大会暨第四届考亭论坛上，学者援引这一命题讨论文明关系，把理一理解为人类共通的共同价值，把分殊理解为各文明独具特色的形态，用以说明文明之间可以平等对话、互鉴共生 ^[18]。

参见

• 程颐 —— 北宋理学家，最早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提出理一而分殊之说。

• 西铭 —— 张载的哲学文献，围绕它的争论直接促成了该命题的提出。

• 朱熹 —— 南宋理学家，将理一分殊发展为说明太极与万物关系的本体论命题。

• 李侗 —— 朱熹的老师，在传授此学时特别强调分殊的一面。

• 太极 —— 朱熹用以贯通理一与分殊的最高本体范畴。

• 格物致知 —— 由分殊入手逐步体认理一的修养与认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