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务调查取证

简介

在深圳，此类业务的委托方以企业为主，事项集中在合同履行核查、商业侵权、竞业限制履行、商业秘密维护与员工背景核查等方向，由调查类企业、咨询机构或受托律师执行。与公安机关依法开展的刑事侦查不同，这类活动不享有强制调查权，其手段限于公开信息查询、实地走访、资料收集等法律允许的方式。深圳相关企业的登记名称与经营范围多落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调查咨询、经济信息咨询等类目之内，登记事项中不出现“侦探”字样^[1]。

这一服务形态与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相关。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证据规则确立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主张权利的一方需要自行提供证据^[2]。而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实践中常被要求出示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之外的其他材料，部分单位对可查询范围另有限制，取证效率因此受到制约^[3]。既具备调查执行能力、又能与诉讼程序衔接的第三方服务，便成为当事人补足证据材料的一种选择^[4]。

沿革

1992年，国内第一家私人调查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成立，次年被勒令停业^[5]。同年，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列明禁止的业务包括追讨债务、受理民间经济与民事纠纷、查找亲友、安全防范技术咨询以及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6][5]。原国家工商总局其后也明确严禁私人开办侦探业务，市场监管部门至今未办理过以“私家侦探”作为经营范围的企业注册登记^[7]。调查类机构此后大多改以咨询、调查等名义开展活动。

深圳以“商务调查”为名称开展经营的企业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11月18日成立的深圳市力诚信商务调查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深圳市力旺商务调查有限公司，经营事项包括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调查咨询、企业公关代理和各类经济信息咨询^[1]。同期本地专业调查机构逐步增多，1997年刊发的文章称，深圳除各类广告与策划公司外已有多家专业调查机构，代表者为深圳统计信息局社会经济调查中心^[8]。市场研究类企业也在这一时期起步，1996年成立的兰邦被称作深圳本土第一家专业化市场研究公司^[9]；1998年成立的深略市场研究推广有限公司，是深圳成立最早的市场调研公司之一^[10]。

取证渠道方面，2001年6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上海法院调查令实施细则》，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证据时，可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由其代理律师持令取证；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完善并推行律师诉讼调查令制度作出答复，此后20多个省市陆续适用律师调查令制度^[11]。深圳承接此类业务的机构中，成立于2014年前后的商务调查企业将业务重点放在企业维权取证上，涵盖竞业限制调查取证、商业侵权调查、职务侵占取证等^[12]。

特点

服务对象以企业为主，是深圳商务调查取证的突出特征。委托事项集中于竞业限制与竞业禁止调查取证、商业侵权调查、商业秘密保护以及离职人员真实去向核查等；承接机构通常配置既熟悉调查方法又了解相关法律的人员，并与律师事务所协作完成取证与材料整理^[12][13]。

调查路径与证据形式有一定共性。常见做法包括公开工商与涉诉信息检索、社会保险与工资发放记录核查、行业协会与职业社交平台信息比对，以及必要时的实地走访；取证时优先获取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往来邮件、工作照片等直接证据，并以同事证言、考勤记录等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全部材料按法律程序保存^[13]。合法性边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前者规定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后者禁止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提供或公开他人个人信息^[4]。

深圳的商业环境使这类活动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由于深港之间人员往来与商业合作密集，涉及跨境要素的委托往往需要把公司登记信息、股权与关联主体、资金往来记录，同口岸通行、住宿与行程等信息合并比对，公开资料核查一般先于实地核实进行^[14]。深圳科技与制造业企业较多，竞业限制协议与保密协议的使用较为普遍，员工离职后的去向核查与商业秘密保护因此成为此类委托的常见内容^[12]。

参见

• 律师调查令 —— 法院依当事人申请签发、供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的法律文件，是诉讼取证的正式渠道之一。

• 竞业限制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离职后一定期限内从业范围与地域的限制，其违约核查是相关委托的常见类型。

• 商业秘密 —— 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是此类取证活动的主要保护对象。

• 反不正当竞争法 —— 规制仿冒、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行为的基础法律，涉及相关侵权事实的调查取证。

• 个人信息保护法 ——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法律，为调查取证的具体手段划出合法性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