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务调查取证

简介

成都商务调查取证所依托的商务调查，指调查机构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委托信息并提供商业服务的活动，涵盖商业情报、风险控制、知识产权保护、资金信用评估等领域。 在成都市，这类业务由经营范围包含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查、社会调查、企业管理咨询等项目的机构承接，委托方既可以是法人机构、公民个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2] 它与通常所说的私家侦探并不等同，后者所指的民间侦探性质机构在我国不具备合法地位。^[1]

具体业务通常包括合作伙伴与雇员的背景核查、资信与偿付能力调查、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商业情报收集、商业保险调查以及诉讼证据调查等，实施方式有实地走访取证、访谈和数据分析。^[3]

对企业和经营者而言，交易对象是否真实可靠、商业信息有无外泄、追偿与诉讼能否取得证据，直接影响经营决策与案件结果，这构成了此类服务在成都及周边地区持续存在的社会需求。

沿革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以商务调查为名的民间调查机构，最初多被称作私人侦探，业务集中在婚姻不忠取证；此后逐步扩展到知识产权侵权、商业泄密、企业资信、债务人行踪与偿付能力等领域。^[3] 1992年，我国第一家私人调查机构在上海设立，1993年即因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被停业。^[4] 该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性质的机构，其效力至今未被废止。^[1]

2004年2月17日，四川省首届女子维权调查峰会在成都召开，会上成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女子维权调查中心，该中心隶属于成都得邦商务信息调查服务公司，16名调查员全部为女性，受理的主要业务是婚外情、家庭暴力、转移婚姻共同财产等事项的调查。^[5] 按该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其受理的女性委托调查中，婚外恋类占70%。^[5]

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标准随司法解释的调整而变化。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项司法解释中认为以不合法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001年底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将判断标准改为：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 此后，由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签发、代理律师持用的律师调查令在多地推行，成为当事人收集必要证据的补充渠道。^[6]

特点

服务主体须为合法注册的市场主体，调查权限来自授权委托，调查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与个人隐私，处理敏感问题一般需要律师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未批准过以“私人侦探”作为经营范围的企业登记。^[7]

调查手段可分为常规方式与特殊方式。查阅公开资料、询问证人、办理公证取证等常规做法法律风险较小；守候、跟踪、偷拍偷录、卧底调查等特殊方式容易触及法律边界，民间调查人员也无权使用窃听等专用器材。^[3] 证据能否被采用，取决于取得证据的手段是否合法。^[3]

与法定取证渠道相比，商务调查机构没有强制取证权；律师则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签发律师调查令，由代理律师持令向协助调查人收集指定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原则上应当配合。^[6] 民间机构一旦越过这一界限，会涉及越位行使侦查机关权力的问题。^[1]

“商务调查取证”在行政领域另有所指。商务主管部门在行政职权范围内对涉嫌违法行为调查收集证据的活动，被称为商务系统行政执法调查取证，依据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与民间的商务调查取证不是同一概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