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学

定义

「佛教与中国文学」既可指佛教与汉语文学生生不息的互动关系，也可指以这种关系为对象的研究领域，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交叉地带展开。孙昌武以同名著作系统论述这一题目，其重点在于佛教思想如何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创作，内容涵盖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四个方面。^[1]

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两层。一层是佛教自身的文学创作与文献，如汉译佛传、本生经、譬喻经、大乘经、僧诗、禅文学、俗曲辞与通俗诗、变文等；另一层是中国文学对佛教的吸收与表现。孙昌武《佛教文学十讲》即按前一类分讲，并进而讨论佛教对古代诗歌、小说与戏曲创作的影响。^[2]

背景

佛教典籍的汉译是这种互动关系的起点。胡适把佛教的翻译文学单列两章加以讨论，认为译经者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翻译佛典，由此造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并称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真正发生影响是在6世纪以后。^[3]

胡适把译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归纳为三项，即白话文体的形成、想象力的大解放，以及布局结构等文学形式上的变化。他同时指出，这些影响并非短期内可以产生，也不能只靠译经，经文转读、梵呗歌唱与唱导制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4]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较早确立了「佛典翻译文学」的概念，对译经的代表人物、所据底本、译场组织与翻译文体作了梳理。在他看来，佛典翻译从国语词汇的扩大、语法与文体的变化、文学情趣的推进三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本土的文学。^[4]

内容

梁启超比较汉译佛典与本土文章，列出十项文体差异，包括几乎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虚字、不取骈文丽句与古文格调、倒装句与提挈句多、一段之中散文与诗歌交错等。他认为这种新文体由鸠摩罗什及其门下确立，并称禅宗语录兴起而后宋儒仿效，堪称中国文学界的一大革命。^[5]

在通俗文学方面，赵朴初指出，变文是为普及佛教、配合古代歌呗讲唱而出现的通俗文词，敦煌石窟所出的各种变文文词酣畅、想象丰富，可视作后世平话、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渊源。禅师谈话与开示的记录形成语录体，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字典中通行的反切，则与梵文拼音的影响有关。^[6]

佛典翻译也为汉语增添了大量新语，圣严法师称其数量达35000多个。这些词语进入日常语言与文学书写，改变了汉语的表达方式。^[7]

诗歌与禅学的关系是另一条主线。般若与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作^[6]；唐代出现以禅入诗、宋代出现以禅喻诗的风气，诗与禅的交涉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8]。严羽《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诗禅说及其先导成为20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题目。^[9]

明清小说戏曲亦大量取用佛教的观念与题材。陈洪《结缘两千年：俯瞰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讨论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汤显祖、曹雪芹、龚自珍等人与佛教的因缘，并把格律诗的产生、意境说的形成、江西诗派的评判、金圣叹的小说理论等文学史关节与佛学联系起来^[10]。陈引驰《中古文学与佛教》则循六朝隋唐之序，讨论士僧交往、声律的佛教因缘、敦煌变文的佛教缘起、志怪传奇中的佛教影响等问题。^[11]

影响与争议

近代以佛学为思想资源的思潮扩大了这一关系的社会影响。赵朴初指出，晚清时期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风气，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取佛教的部分教理作为思想启蒙的教材，慈悲、平等、无常、无我之说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6]

研究取径上也存在分歧。胡适《白话文学史》对佛教着墨甚多，这一做法曾引起部分文学研究者的不满，该书下卷亦终未完成；他把《维摩诘经》视为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属于其个人判断。^[12]

文人对佛教的态度并不一致。陈洪以韩愈与柳宗元的争论为典型案例：柳宗元自幼受佛学熏染，自称知释氏之道已久，遭贬后与僧人往来密切；韩愈以反佛著称，贬谪潮州期间却与僧人大颠有所往还，并因此引发后世争议。^[10]

对佛教影响文学的评价本身也构成一项争议。有研究指出，佛教观念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作用兼有积极与消极两面，需要具体分析，不宜简单肯定或否定；佛教对以文人为主体的诗文创作，其影响更多体现在义理与心性层面，文人亲近佛教多出于寻求精神寄托，而非追求往生成佛。^[13]

参见

• 孙昌武 —— 著有《佛教与中国文学》《佛教文学十讲》，是本领域的代表性学者。

• 胡适 —— 《白话文学史》设专章讨论佛教的翻译文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梁启超 —— 较早提出佛典翻译文学的概念，并分析其对中国本土文学的作用。

• 变文 —— 佛教俗讲的底本，被视为后世平话、小说与戏曲的渊源之一。

• 鸠摩罗什 —— 其译经文体被称为中国文学界开辟了新境。

• 禅宗 —— 其语录体与以禅喻诗的风气深刻影响了中国诗文创作与诗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