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定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历代军事家与军事著述者围绕战争和军队问题形成的理性认识体系，它随社会演进与战争发展而不断深化。^[1] 严格地说，这一体系包括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和作战指导等内容，凡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的思想学说，均可纳入其范围。 由于古汉语中“兵”字兼指兵器、兵士与军事活动，这套学问在传统上也被称作兵学或兵家之学。^[2]

背景

战争在古代被视为国家大事。夏、商、西周时期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尚处低级阶段，以天命观为主导，出兵前往往以“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借占卜假托神意，并用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方式为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商代以后逐渐改以车兵为主。^[1] 相传西周已有《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原书虽早已亡佚，《左传》《孙子兵法》等后世典籍中仍保留着部分引文。^[1] 当时的战争实践也使人初步懂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以及众可胜寡、强可胜弱的道理，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1]

约从公元前 8 世纪初至前 3 世纪末的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制度变革引起士兵成分和兵器的改变，军事制度与作战方式随之更新，专职将帅和众多兵书应运而生，军事思想进入迅速成熟阶段。^[1] 频繁的战争和活跃的学术气氛，使兵家成为先秦诸子中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这一时期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兵家及其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内容

从基本内容看，古代兵家在战争观上兼重文事与武备，提倡慎战善战，认为义兵必胜、有备无患，主张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在国防上提倡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在治军上讲究礼法互补、赏罚分明、将帅贤明；在战略与作战指导上，则以先计后战、全胜为上、灵活用兵、因敌制胜为核心精神。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曾系统区分西汉以前的兵学流派，将先秦两汉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4 家。 其中兵权谋家兼容各派之长而侧重战略，《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孙膑兵法》等最重要的兵书大都归入此派；兵形势家关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与战术灵活性，兵阴阳家注重天候、地理与胜负的关系，兵技巧家则着眼于武器装备、作战技术与军事训练。 秦汉以后兵学代有发展，但其学术特色大体未超出这 4 类的范围。

被后世视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提出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正合以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命题，认为战争胜负取决于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与人事等因素，主张修明政治、顺应民心。^[1] 战国时期的《吴子》进一步探究战争的性质与类型，《孙膑兵法》则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二者都是对这一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1]

影响与争议

北宋元丰三年（1080 年），宋神宗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7 部兵书并颁行武学，合称《武经七书》。^[3][4] 此后它长期作为武学教学和武举取士的基本教材，被视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一定声誉。^[3]

明清时期火器大量装备部队，专门的火器部队和相应战法出现，兵书数量达到历代之最。^[5] 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结练兵与治军经验，茅元仪所撰《武备志》汇集军事理论、军制、兵器与海防等内容，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则把军事地理研究推向高峰。^[5]

研究者一般认为，明清兵学虽有一定创新，本质上却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明代晚期曾出现向近现代转型的契机，因王朝更迭而中断，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西方军事理论被介绍进来，传统兵学才逐步让位于近代军事学。^[5]

参见

• 孙子兵法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被誉为兵学圣典

• 兵家 —— 先秦诸子中专事军事问题探讨的思想流派

• 武经七书 —— 北宋官方颁定并用作武学教材的 7 部兵书汇编

• 吴子 —— 战国时期的重要兵书，与《孙子》并称

• 戚继光 —— 明代军事家，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茅元仪 —— 明代学者，大型兵书《武备志》的编纂者